地球知识局
文字 | 朝乾
校对 | 朝乾 编辑 | 烤馒头
1900年6月22日，敦煌莫高窟。
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7窟积沙时，意外发现了一道暗门。
来源：大英图书馆▼
推开暗门，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洞窟出现在眼前。洞内层层叠叠堆放着经卷、文书、绘画和典籍，共计七万余件，绝大多数形成于唐宋时期。仿佛一个尘封近千年的时间胶囊，突然重见天日。
来源：敦煌研究院▼
然而，这个敦煌“藏经洞”的发现，带来的并不只有惊喜。
在随后的岁月里，大量敦煌文献被斯坦因、伯希和等人劫掠至海外。还有一些文物流散各地，辗转于藏家、书肆之间。对此，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留下那句著名的感叹——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”。
来源：大英图书馆▼
一个多世纪过去，那些散落四方的敦煌遗书仍在不断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如今，一批珍贵的敦煌遗书再次进入公众视野：其中包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收藏的唐写本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、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《敦煌麻布画·写经》。
在字节跳动支持的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中，这两件敦煌遗书被纳入修复计划。在经历漫长流转之后，它们终于迎来一次系统性的抢救。
历经千年风沙、百年流转，它们幸运地保存至今。而这一次，人们关注的重点，是如何让这些穿越时间长河的文明遗存，让我们的下一代看见。
最大的敌人是时间
这两件敦煌遗书的命运，堪称劫后余生。
它们避开了斯坦因、伯希和等外国探险队的搜掠，得以继续留在中国，却并不意味着从此安稳无虞。
来源：吉美博物馆-伯希和中亚考察团摄影集▼
1910年，清政府下令将剩余的8000余卷敦煌文书分批押运进京。一路上的损坏、偷盗，已难以尽数追溯。
更令人唏嘘的是，文书抵达北京后，押运官员并未立即上交，而是私自将车队赶入官员何震彝的私宅。何震彝及其岳父李盛铎等人趁机拣选、截留了大量精品写卷。
也正是在这一连串混乱与截留中，不少敦煌遗书流入民间藏家和旧书市场。
后来被公共机构收藏的唐写本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和《敦煌麻布画·写经》，都与这段复杂的流散史有关。也正因为经历过这样的流散，它们今天的存在才更显珍贵。
流传至今的敦煌遗书，是在发现、搜掠、押运、截留、转手和购藏中，一点点幸存下来的文明碎片。每一卷、每一幅，背后都有可能藏着一段无法完全复原的流转史。
敦煌遗书▼
对于今天的文保工作来说，价值早已无需证明，最大的敌人是时间——纸张会脆化，虫蛀会扩散，颜料会脱落，纺织品会腐朽。许多损伤发生后，便很难完全挽回。
看起来，古籍安静地躺在库房里，其实一直在变化。温湿度、酸化、虫害、旧有修补痕迹，都会在漫长时间里继续作用。
对于敦煌遗书来说，保存到今天已经十分幸运。可幸运不等于安全。
这次进入修复计划的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和《敦煌麻布画·写经》，正是其中的代表。
前者是唐代写经，历经1300余年，已经出现虫蛀、磨损和纸张老化等问题。
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被虫蛀的痕迹清晰可见
来源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▼
后者更加特殊，它正面是敦煌麻布画，背面托裱着唐代写经，同样病害严重，缺损、断裂、变色、污渍、颜料脱落，以及后人的不当修补痕迹，都让修复变得十分紧迫。
《敦煌麻布画·写经》边缘
来源：国家图书馆▼
为两大国宝续命
1954年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收到一封从甘肃兰州寄来的双挂号信。
信中装着的，竟是一卷唐写本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。时至今日，馆内仍保存着当年的外包装。至于这卷经为何会从兰州寄到广州，具体经过已难以完全还原。
从兰州到广州，这卷经终于结束了漂泊。但进入库房，并不意味着时间就此停止。几十年过去，它依然要面对纸张自身的衰老。
等到修复项目启动，修复师祖巍重新仔细审视这卷唐写本时，才发现它的状态已经不能再拖——经卷头尾上下两端，都有较明显的虫蛀。虫子从两边往里钻，幸而尚未大范围侵入文字区域。
来源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▼
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情况乐观。经卷已有1300多年历史，纸张出现物理损伤，边缘也有明显磨损。
修复的第一步，不是马上动手。而是要先确定修复方向和原则，要对经卷纤维、酸碱度等进行无损检测。
这些检测关系到修复能否安全进行。纸是什么纤维？酸化到了什么程度？用什么补纸？补纸颜色如何接近原件？都要有科学依据。
《大般若经》的修复，严格遵循最小干预、可逆性、修旧如旧等原则。这些原则其实很好理解：能少动就少动，所有新增材料尽可能可回退，修补不能抢走原件本身的历史气息。
修复古籍，目标不是把它修得崭新。毕竟岁月留下的痕迹，本来就是文物的一部分。
修复的难点还在于材料。祖巍提到，团队过去接触唐写本的机会并不多。此次修复过程中，国家图书馆胡玉清老师从纸张选择开始给予指导。
这卷经用纸较厚，补纸纤维也较长。如何处理补纸纤维，让它与经卷更好融合，是修复中的关键细节。
为了让补纸颜色与原件接近，修复团队在染纸上花了不少时间。他们用普洱和去皮黄柏调配颜色，并记录染色比例。
来源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▼
染色完成后，纸张还要经过干热老化测试，观察后期色泽是否稳定。只有颜色、质感和稳定性都合适，才能进入下一步修复。
连浆糊也要处理得足够精细。修复时使用的浆糊，需要重置后放入冰箱沉淀三天，再根据破损大小调配不同厚度。这些细节外人很难注意，却决定了一卷经能否安稳地继续保存下去。
在项目验收时，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提到：“早在唐末五代，道真和尚就曾修复敦煌遗书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；到了近代，此部经卷又经前人修复；直至此次修复，更使‘国宝重光’，这正是一代代修复师接力将中华传统文明连接起来”。
来源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▼
《大般若经》的修复，主要是应对虫蛀、破损、纸张老化，而《敦煌麻布画·写经》面临的问题，要复杂得多。
这件文物的故事，要从1979年的北京琉璃厂说起。当时，文献学家黄永年在中国书店发现一块“旧麻布”，立即花50元买下，带回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。
此后四十多年，它静静躺在善本库房里。直到2023年整理馆藏时，工作人员再次将其展开，才发现它并不是普通古画。
它的正面，是一幅敦煌麻布画。画面中心是观音菩萨立像。画作背面还托裱着一卷唐代写经，是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部分篇章。
来源：国家图书馆▼
这种“画经合璧”的形态，在敦煌遗书中十分罕见。
罕见，也意味着难修。一般纸质古籍，主要处理纸张、墨迹和装帧问题。这件麻布画写经却同时牵涉麻布、颜料层、托裱纸张等多种材料。
麻布会老化，纤维会变脆；颜料层可能脱落；背后的写经纸张也有缺损、折痕、断裂、起翘和污渍。
来源：国家图书馆▼
更麻烦的是，它曾经经历过后人修补。旧胶条、旧托裱、可能使用的近现代胶水，都可能继续影响文物状态。每一次处理，都可能牵动正面的画和背面的经。
对此，国家图书馆的团队使用了多项创新。比如，在物理操作前，先用图像处理软件模拟修复；自行制备修复织物，使补料与原物高度一致；对不能分离麻布画与写经的严格限制，从正面逐根梳理丝线、精准裁剪补料并嵌入缺损处，实现了不损伤原件的微创修复。
这些经验和成果，不仅为国内敦煌文献保护提供了系统性范例，也为全球敦煌学界与文物保护领域贡献了崭新的“中国方案”。
来源：国家图书馆▼
文明的存续，离不开古籍
古籍在修复完成之后，如继续沉睡在库房里，它的价值能被多少人感知？
对于敦煌遗书来说，保存只是起点，更长远的工作，是重新进入今天的知识体系和公共视野。这就是字节跳动公益支持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的背景。
自2021年启动以来，字节跳动古籍保护公益项目累计捐赠7000多万元，并投入大量的技术和流量资源，助力古籍的保护修复、数字化和活化传播。
其中，在古籍保护修复方面，字节跳动联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成立古籍保护专项基金，与国家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）合作，支持全国古籍收藏机构开展古籍修复和人才培养。
此次修复，除了唐写本《大般若经》和《敦煌麻布画·写经》，还包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维摩诘所说经义记》(吐蕃统治时期写本)、《摩诃僧衹律卷五》(南北朝写本)、《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》（唐天宝三载写本）等六件“敦煌遗书”。
它们状态同样不容乐观。除《维摩诘所说经义记》重度破损外，其余多件已达到濒危程度：有的断裂、缺损严重，有的纸张絮化、褶皱、布满水渍和污渍，还有一件残片出现多层粘连。
面对这些脆弱的卷轴，修复团队首先是用纤维分析、红外光谱分析、扫描电镜与能谱分析等检测手段，来判断纸张病损状态、原料成分和表面填料，为后续修复提供依据。
更关键的突破，出现在修复用纸上。
为了让补纸尽可能接近原件，修复团队在实验室内尝试依据古法抄造修复用纸，使补纸在纤维结构、帘纹、质感和色泽上尽量贴近原文物，在修复前，还对补纸进行了人工加速老化。
这些工作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。
来源：国家图书馆▼
对于古籍来说，没有保护，后面一切都无从谈起。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检测和修复方案，都是为了先把濒危文物稳住。正是这些细微工作，决定了一件古籍能否保存更久。
来源：国家图书馆▼
传统古籍保护长期面临一个矛盾：原件太珍贵，不能频繁翻阅；研究和传播又需要更多人接触它。数字化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。
通过高清扫描、数字整理和开放共享，古籍可以在减少原件接触的同时，被更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看到。
字节跳动联合北京大学打造的识典古籍，正是这种思路的体现。平台目前上线了超6万部古籍，免费向公众开放。这其中，也包括与北京大学合作，引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。
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意味着许多过去藏在库房、只存在于专业书目中的古籍，有机会以数字形式进入日常阅读。
一部古籍被数字化，并不等于已经被读懂。古籍文字难认、断句困难、版本复杂，都会把普通读者挡在门外。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在这里发挥作用。
文字识别、自动标点、自动校勘、智能检索，可以帮助古籍从图像转化为更容易使用的文本资源。这些技术未必能取代专家，但能帮助更多人进入古籍世界，也能让专家把时间用在更深的研究上。
书库古籍众多，分类清晰
古籍整理任务也能动用大众的力量▼
从修复到数字化，再到活化利用，一条更完整的古籍保护链条正在形成——修复让古籍活下来，数字化让古籍被看见，利用则让古籍继续发挥作用。
文明的存续，离不开古籍。因为古籍保存的并不只是纸张和墨迹，也保存着古人如何理解世界、组织社会、表达信仰和记录生活。
1900年，王圆箓推开藏经洞暗门时，没有人知道这些经卷和绘画会经历怎样的命运。
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，它们经历流散与离散，收藏与重聚。但最大的敌人是时间。在后人的一次次发现与整理中，“敦煌遗书”被重新纳入人们的视野，同时也在与时间的侵蚀持续对抗。
唐写本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的墨迹穿越千年，依然可辨；《敦煌麻布画·写经》几经流转，重见天日。
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文化遗产不应只存在于博物馆展柜和图书馆库房里，更应当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。
人们为它们修复、建档、数字化，正是在为这些记忆争取更长久的未来，让更多人触摸千年前的文明温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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